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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文化·大家》第60期丨阿乙:出走的局外人


來源:鳳凰網江西綜合

人物簡介:阿乙,江西瑞昌人,生于1976年。《人民文學》中篇小說獎、蒲松齡短篇小說獎、林斤瀾短篇小說獎得主。出版長篇小說《早上九點叫醒我》,短篇小說集《灰故事》《鳥,我看見了》《春天在哪里》《情史失蹤

阿乙

人物簡介:阿乙,江西瑞昌人,生于1976年。《人民文學》中篇小說獎、蒲松齡短篇小說獎、林斤瀾短篇小說獎得主。出版長篇小說《早上九點叫醒我》,短篇小說集《灰故事》《鳥,我看見了》《春天在哪里》《情史失蹤者》,中篇小說《下面,我該干些什么》《模范青年》,隨筆集《寡人》《陽光猛烈,萬物顯形》。作品已經輸出了七個語種十五個品種。

1

如果不是2002年的那場出逃,阿乙很大可能還是江西瑞昌偏壤山鎮的“甲乙丙丁”。

他可能會成為一名優秀的人民警察,他的手臂、胸前、或者是后腦勺,也許會有抓捕犯人時意外留下的刀疤。如果他再不要命一點,親歷九死一生,那么,他的事跡就會傳遍十里八鄉,成為遠近皆知的模范青年。

他怕狗,看上去身體也不算好。也完全有可能因為干不過一個與他搏命的小毛賊而淪為笑柄,甚至聲名狼藉。

無論如何,只要尚在那里待著,不出意外,年輕有為的阿乙同志,準能順理成章端穩他的“鐵飯碗”。

但是,阿乙偏偏在2002年的那一張麻將桌上走了神。他三心二意地摸著手上的一餅和兩桶,推算出未來十年、二十年、甚至漫長一生,就要被自己虛度殆盡。他像極了一只勞而無獲的困獸,坐在夕陽地下,望著遠處的大山,因為不能闖出領地而陷入愁思。

那一年,26歲。年輕的警察艾國柱,正緊鑼密鼓地策劃一場忠于自己、忠于熱血的出逃。


《下面,我該干些什么》(譯林出版社)

2

江西九江瑞昌,京九線由南往北從他的故鄉穿城而過。1997至1999年,阿乙在瑞昌最偏遠的洪一鄉派出所做警察,距離縣城兩個半小時路程。此后,阿乙憑借出眾的文筆,調到瑞昌縣公安局當秘書,從單位要走大約一公里的路才能回到家。

不出警時,他就在派出所宿舍,聽著臺灣人的磁帶,寫永遠發不出去的情書。下班后,也懶得去換衣服,就穿著一身警服回家。行走在路上,遇見市井百態,看遍人情冷暖。但最重要的是,他遇見了火車。

“火車來了之后,遠方就從抽象變得更加具體。進而知道世界上還有北京、巴黎、紐約和倫敦這樣的大城市。”阿乙說。

阿乙的家族,世居鄉村。通過幾代人的努力,從鄉村到了縣城。那時候,阿乙覺得更大的世界是瑞昌縣城,大不了就是省會南昌。是火車拉來了北京、巴黎和紐約,給他拉來了新世界。

盡管如此,遠方依然只是遠方,只有現實更為具體。穿上警服,殺人放火要管,鄉民走丟了母豬也有可能會找到他。警服一脫,只能用無聊去殺死時間,香煙、酒、麻將,就是他殺死時間的“作案工具”。

九十年代末,瑞昌鄉鎮有些地方電燈還沒有普及,鄉村夜晚,一定不會是多年后許多人描述的“星辰大海”,當你看不見任何塵埃、聽不見任何聲音,只有大把的黑色如洪水猛獸般涌來,那種黑與靜,是絕望。它吞噬掉了自我,讓人陷進無窮盡的虛空當中。

他想結束這種虛無的狀態,終于在26歲的這一年,搭乘了一輛火車——那輛曾經在他內心演習過無數次出逃的火車,沿著京九線,一路北上,生機勃勃地抵達一個叫鄭州的城市。

一九九七年至二零零二年。這是一段難以言明的經歷。連日后阿乙追問起來,也難以回答那時的決定是否正確。盡管如此,但恰恰是這段曾經誓死叛逃過的歲月,成為了他寫作生涯中重要的“縣城經驗”。

在《下面,我該干些什么》的一次分享會中,阿乙說:

離開縣城、離開公務員這個鐵飯碗,這件事情是對還是錯?是光榮還是渺小?現在我快40歲,這個問題還沒有一個答案。不像過去,覺得出走就是個光榮的事情。現在經歷的滄桑和疲憊多了,一個人在外面把所有東西扛下來時,很累。如果知道我是要為寫作拼命,就不會離開縣城。一個寫作者最希望的生活,是一來伸手、二來張口。在小縣城里完全可以這樣,媽媽把什么都做好,你就可以專心去寫作。為什么我到三十多歲才開始寫作,之前要解決吃飯的問題。

北上鄭州,阿乙投其所好,成為了一家媒體的體育編輯。彼時人生,文學不在場。他撰寫了大量體育文章見于各類體育期刊論壇。在一個比瑞昌縣城更大的城市里,阿乙如蒼鷹,盯住了加繆、卡夫卡、福克納等這些對他產生影響的作家,他的精神世界得到了重建,進而奉行“人生苦短,只讀經典”的閱讀信念。

2004年后,阿乙繼續向北,來到了更大的城市北京,離生活過的瑞昌縣城千里之遙,南北相望,像赴一場炙熱而久違的邀約。

《情史失蹤者》(譯林出版社)

3

現在的阿乙,寡言、冷峻、溫和。你全然看不出來他過去是個喜鬧之人。一個喜鬧之人總是拒絕無聊的。

上警校期間,他喜歡把女孩的名字刻在上鋪床板,每天就望著那幾個字打發時間。時間實在打發不了,覺得該流點眼淚,就睜大眼睛。眼淚流出后,欣喜若狂,整個人悲傷一兩個小時,都只是為打發時間。(在一次分享會上,阿乙如是說。)

阿乙對這種虛無的生命狀態深有體會。多年后,他在短篇小說《先知》里,借主人公朱愛國之口,給這種生命狀態冠以了深層次的含義:這就是人類的共同語言,而由這種意識帶來的的行為只有一種,那就是殺死時間。

現在,當我們讀到阿乙作品時會發現,這種狀態不僅僅是一種簡單的生活狀態,而是一種深層次的生命體驗。

無聊不能說是一種積極的力量,但許多思想家和文學家歸類于是一種人格品質。約翰·格奧爾格·哈曼自詡為“無聊的愛好者”,朋友批評他無所事事時,他回答道:“要工作很容易,但真正的閑暇對人來說卻很難。”思想家齊奧蘭也有著類似的看法:“一個朋友告訴我,因為他不能工作,所以太無聊了。我回答他的是,無聊是一種優越的狀態,將它與工作扯在一起是低估了它。”阿乙則說,無聊實際上是一種自由,它區別于傳統,是一種時間層面的自由。

在一篇《重合》的文章中,阿乙也例舉了畢稀納話劇《雷昂采與蕾娜》的臺詞:人們所干的一切無不是出于無聊。又談到博爾赫斯小說《永生》中的題記:所羅門說,普天之下并無新鮮事。

雖然我們不能認為,阿乙把無聊定義為逼近偉大,但似乎看到了他對這種存在狀態的寬恕與解讀。而正是因為這種真實的生命體驗,才有了之后那部重要的文學中篇《下面,我該干些什么》。

《下面,我該干些什么》(譯林出版社)

4

《下面,我該干些什么》書名自于英國作家安東尼·伯吉斯的小說《發條橙》,無聊的青年阿歷克斯總是和他的同伴說:下面,我該干些什么。 

《下面,我該干些什么》這部作品最初取名為《貓和老鼠》,寫作的動機源于一起真實的案件,發生在2006年:一名高三的學生,以調解家庭矛盾為借口,請求一名女同學到家中調解,將其殺害。

這起案件被《新京報》關注,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,殺人犯既非出于仇殺、情殺,也并非謀財害命,被定義為是一起“無由謀殺案”。

《下面,我該干些什么》主人公“我”,在19歲的那年,因為極度的虛空、無聊,殺掉了一位美麗又有才華,并且身世可憐的女同學。故意引火上身,引發社會關注,從而與警方展開一場“貓和老鼠”的游戲。

阿乙根據一條2006年的那起案件,設計出這樣一條邏輯鏈:

——因為感到極度的無聊,因為憑借自己無法獲取充實;

——趙大偉決定將自己投入到一個“貓和老鼠”的游戲中;

——即:警察追他,他逃跑;

——警察持續地追,他持續地跑;

——因此他殺害了一個人,以引起警察注意;

——為了獲取逃亡資金,他盜竊伯母家財物并變賣;

——為了確保警察追捕的力度夠大,他殺害了一名漂亮、優秀、身世可憐的女同學;

——只有漂亮、優秀、身世可憐的女同學被害會引起整個社會的憤怒。

在2019年新修訂的《下面,我該干些什么》(譯林出版社)前文部分,加上了一段這樣的話:

艾里希·弗洛姆(Erich Fromm)說,“老年人面臨興趣缺乏又時間過多的狀況。”我的理解是這樣的,并不是說六十五歲以上的人是老年人,而是進入了二十一世紀的人都是老年人,以前世紀的人可以算作是中年或少年。

阿乙在這段文字中,談到的是虛無主義作為一種當前社會問題存在的普遍性。在一次以《新時期虛無主義》的演說中,阿乙談到了自己曾在很長一段時間面臨的同樣問題:

從1997年到2006年,將近十年的時間,我自己表現得極其無聊。那正是我21歲到30歲的黃金時期,我將這樣的時光付之虛度。無聊和悔恨幾乎噬空我的心靈。我記得有一個周末,我在舉目無親的鄭州街頭徒勞無益地行走,感覺沒有任何目標會接納我,一直這樣恐慌地走到天黑,才因為饑餓,找到一家餐館,將將安頓自己。塞繆爾·約翰生在他的書籍《幸福谷》中寫來自阿比西尼亞的拉塞拉斯王子,曾在桃花源自語:在吃喝睡的間隔時間,最是沉悶無聊。真渴望盡快地饑餓困乏,快些度過那些枯燥乏味的時光。我也是如此,我渴望盡快地被饑餓與困乏綁架。我記得我在路過鄭州市的廣場時,走向一座巨大高聳的雕像,我走過去的目的就是想看這座赤裸的男性雕像,下身有沒有雕上生殖器。“沒有!”到現在我都能聽見自己當初鏗鏘有力的回答。這是一個無聊人畢生都可以向他人津津樂道的事,是他的財富。我記得自己還將一個笑話講了六年,幾乎跟每一個認識的人講。我在那時候盼望艷遇、街道上的斗毆、火災以及世界大戰,然而什么也沒發生。因此我看到趙大偉這個案件時,看到他所透露出的那些寂寞、孤獨、自閉的零星信息,覺得找到一個相似的自己,一個突破法律和道德邊界的自己。我一廂情愿地認為趙大偉(注:前文提到2006年西安殺人犯)也和我一樣,根本無法用掉自己。正是因為無法用掉自己,他選擇一場貓鼠游戲。

阿乙將這種虛無的血脈洶涌地澆灌在《下面,我該干些什么》中的“我”身上,主人公在殺人之前,啟動了兩套方案,當他覺得要殺的目標可能不會再來后,他打算啟動第二套方案:“隨便找個人對付。”也就是說,那天的“我”,非殺個人不可。最終,他的目標來了。

阿乙在描述“我”如何噬殺一位美少女的時候,文字冷靜到窒息。不是將一塊玉粗暴地敲碎的那種,而是將玉掰斷、揉碎、切割、焚燒,是一個注重過程地毀滅。作為讀者,你會試圖去營救而最終只能看著他把尸體搬進洗衣機。

主人公殺完人后,開始了一段充實而興致磅礴地逃亡,最終玩起了“貓和老鼠”的游戲,直到最后,玩膩了,覺得沒勁,又進入了虛空的狀態,決定投案。

社會學家羅伯特·尼斯比特(Robert Nisbet)聲稱,無聊不僅是一些罪惡的根源,同時也是一些罪惡的終結。《下面,我該干些什么》主人公,因無聊而殺人,最終因無聊而投案。很多地方把《下面,我該干些什么》歸類于偵探、懸疑類小說,但實際上這并不是一部偵探懸疑小說,更準確點這是一部社會問題的犯罪小說,這部作品寫的是現代人的生存困惑,寫當代人如何面對這一困惑的社會問題。沒有任何一個問題是無緣無故的發生,正如亞里士多德所言,道德不是自然的,但也不是非自然的,無聊亦是如此。

阿乙X江子:零度寫作

對話:零度寫作

嘉賓:阿乙X江子(散文家、江西省作家協會駐會副主席)

江子:首先問一個大家都很關心的問題,這個問題在很多地方你都回答過,但是我們想聽到原聲。你是如何從一個警察走向文學道路?

阿乙:走向文學,有兩個關鍵詞:一個是火車,一個是警服。我當時從公安局回到我的家里,大概要走一公里的路程。這一公里的路我都是要穿警服,這一路上總覺得市井百態都要去過問,碰到事情你總不能捂著臉走過去,因為責任所在,很難做到不去理采,我會覺得下班的這一段路,比上班的時間還要累。

另外,我個人體質比較弱,后來,我自己分析,我這么做下去,實在是有愧于警察這個職業,如果是追小偷跑也就罷了,但有時候情況是反過來的。我曾經在鄉下去抓一個人的時候,遇到一條狗我就退避三舍,連狗都奈何不了。

當時京九線從我們瑞昌縣穿城而過,我原來是二中畢業,那旁邊有條鐵軌,鐵軌線直接到南昌,上游連接武漢,建成通車以后,每天從我們學校旁邊過,一下就改變我的意識,很小的時候,我就認為瑞昌縣城是最大的,火車來了以后,北京就變得更具具體起來,進而知道了有巴黎,倫敦這樣的大城市。那時候,我感覺所有坐在火車車窗旁邊的人都是一個“他者”,他就看著我們像一棵樹一樣,根就扎在那里,我就覺得自己應該挪動起來,不能再原封不動的一輩子待下去,我的父親、祖父花了兩代人的努力,從鄉村到了縣城,所以,我就想不能再在縣城里面待下去,這是一個很樸實的想到外地去的夢想。這個夢想在我26年的那年,去應聘鄭州晚報的體育編輯的時候實現了,正好就得以搭乘那輛火車去了鄭州,實現了一個出走的夢想。

江子:你的文學血脈,很多都來自于西方名家。比如《下面,我該干些什么》。我非常自然地想到了馬爾克斯的《沒有人給他寫信的上校》《一樁事先張揚的謀殺案》,無比冷靜,我就想知道,你敬重的作家,喜歡的作家有哪些?

阿乙:我受外國作家作品影響比較多,甚至我的語句都有些翻譯腔的味道,我大量的看外國翻譯作品,是因為我的古文功底比較差。我在讀俄羅斯文學的時候,發現,他的文學思路跟我們完全不一樣,就像膚色一樣差別很大,我到現在都不知道,一個心理有原罪的人,他是什么感覺,但我問很多外國的朋友他都能很認真地說出那種感覺,但現在為止我還是說不出那種感覺,我的閱讀涉獵了很多外國作家,這樣就養成了我比較雜亂的風格。

江子:我非常關心你作品中如何把握“溫度”的調試,我看過你大量的作品都是“零度”,讓作者的溫度退場,控制在一個非常冷靜的創作當中。我們看到很多作家的“溫度”特別高,我覺得現在很多先鋒作家、現代作家,他們的創作也是從零度開始,你是怎么去看待你作品中的溫度?

阿乙:江子老師非常準確地把寫作中的主題給提出來了,我原來沒有從溫度這個方面去想,我只是想到了主觀和客觀,我一開始創作的時候,是一個茫然無措的狀態,我在三十歲左右的時候,開始寫作,不知道如何去落筆,然后就總去想從那些老師那里去學習這些東西,在這些作家中,有些事很有溫度,對大地飽有感情,有的又是非常冷酷。

那時候,我還在新聞行業里工作,當時看了一本書,叫《新聞報道與寫作》,我基本上按照那本書交給我的原則來寫作,我當時想,它既然能在非虛構、特寫里能通行,那么在我們小說寫作里也能夠通行,我是這么想的,他里面有個關鍵性的原則就是要客觀,保持零度,不能有任何的情緒。后來發現有很多優秀的作品,特別明顯的如巴別爾,他的那種零度幾乎到了殘忍的地步,他寫父親殺掉大兒子的時候,冷酷到簡直就像殺一條狗。后來我又看了加繆的小說《局外人》,也寫得非常冷峻,語句就像一個冰面一樣,放著冷峻的光。我翻了一些資料才知道,他學習的是美國犯罪小家詹姆斯·M·凱恩的風格。我的閱讀也比較喜歡這種冷峻風格,這是從新聞出身所決定的。

江子:我覺得零度敘事它最能夠檢驗一個作家內心的耐性。一個冷靜的作家,在寫一個東西的時候,他可能會寫得非常飽滿。《下面,我該干些什么》里那種精確、簡潔,讓我想起了中國當代的幾位先鋒作家,包括余華。一個零度敘事的作家能夠抵達人性的幽深黑暗,同時,我認為阿乙老師的作品中還有一個讓他抵達了一個很有深度的地方,就是真實。我讀他的所有作品,我甚至認為它里面談的故鄉的一條路,說的每一個人的名字,我覺得都是真的。我覺得阿乙他是一個對真實要求非常嚴肅的作家。想問問阿乙,你是如何看待你作品中的真實性,真實性對你的作品會產生什么樣的作用?

阿乙:寫作的人其實膽小如鼠。他很害怕別人會說他在胡編亂造,因為寫作就是虛構。對一個小說寫作者來說,最大的諷刺或者是否定,就是你寫的東西一點看起來都不像是真的,小說的合法性就會存疑。因此,我寫作的過程中就會依賴一些真實的景象或者事件,我的很多小說都是根據很多事情改編的,《下面,我該干些什么》也是根據一個真實事件改編的。這也就決定了我很大程度上不是一個很自信的作者,不敢那么勇于去虛構,所以,我都是在真實的基礎上去起飛。

但是在真實的選擇上有一個觀點,就是亞里斯多德說過:事件真實的發生過,但是不可信的事情,相對于事情沒有發生但是可信的事情,相對來說更可取。就是說,虛構的事情你看起來是真的要更真實一些,如果在生活中發現了很不真實但確實是發生的事情,如果我們把它選到小說里來的時候,可能會是個敗筆,我發現在一些我自己的作品中也會發生這樣的事情,這些事在明明發生了,但它就不是很真實。 但可能不會去選擇。

我曾經很想寫一個小說,故事非常好玩,但因為最后是個假新聞,所以就沒寫。就是有個村莊,有一個長得又糙又黑的老漢特別想吃牛肉,老漢說我養了一輩子耕牛,但卻沒吃過牛肉,很不開心。所以那一天他就叫著要吃牛肉,那天下雨,他就晃晃悠悠在雨中走。有個屠夫知道他特別想吃牛肉的信息,但是他沒有訂購到。在路上,他就發現這個路旁邊有一塊別人扔下來的肉,挺像牛肉的,他就撿了起來,帶回去想賣給老漢。但是,實際情況是老漢太想吃牛肉了,他就往高速路上走,被車給壓死了,壓成兩截,正好有一節又老又黑又糙,看起來就像牛肉,就被屠夫撿到了。

我當時就想這個故事太好了,我要把它寫出來。后來,我就覺得人肉和牛肉的區別性太大了,你再怎么寫都很假。你再怎么真實,你寫到小說里也是一個假的。這就是我分享的一個觀點,就是亞里斯多德說的:真實但不可信的事情,寫進小說里實際上是很成敗筆的。

江子:阿乙是做過警察的,包括他的作品,警察有警察的思維在左右他的創作。我曾經讀到他一個短篇,叫《蛛網》,是講自己從北京回來,在一個鎮上換乘到另外一個地方,遇到一個盲人,阿乙在那等車,十多年沒有回家的,旁邊有人跟他說了一句話,阿乙搭了一句話,那個盲人居然告訴他,你是不是XX的孫子。非常精確,阿乙無比驚悚。但是,后面阿乙用警察的思維進行了分析,又推翻了前面那種可怕的設想。他通過這樣的一個故事,來描寫南方的親緣關系,像蛛網一樣編織著。我現在想說的是,在阿乙的整個創作中,警察體驗的經歷和你的寫作有哪些關系?

阿乙:《蛛網》當時我寫完覺得長度夠長,就發在南方周末上,后來我又加了一個下半截的故事,是一個朋友跟我講的,就是有個人得了一場怪病,久治不愈,他的母親送到各個醫院都沒有辦法,就去找了一個算命先生,這個算命先生給他拉了二胡之后,就跟她說了一句話;你家今年恐怕要戴儀見孝。這句話后來就一直在農夫心理琢磨著,后來她就想,既然天命中說要戴儀見孝,那能不能讓我死,把他兒子讓出來,后來她就自殺了。這個故事我朋友講給我聽的時候,非常震撼。我做警察對我的幫助很大,如果沒有做警察的經歷,估計我的第一桶金就不知道怎么開始,因為我現在發現很多中國的年輕作者,之所以出來越來越晚,其中的一個原因是五零后、六零后很強勢,堵塞了他們后面成長的渠道,在中國如果沒有活到三十歲的話,可能走不了現實主義的路線。

我當時在公安局是“山中方一日,世上有千年”,在那里你一天遇到的事情,可能比普通人在外面三年遇到的事情還要多,我很感謝那幾年做警察的經歷,我當時后悔我自己出去晚了,但最近我覺得,如果我再在警察崗位待個三年,可能會累計更多的素材,警察這個地方是高度凝練的生活,能看到那些性格最為突出的人,恩怨更為鮮明,我有時候,還后悔自己出來了早一些,人沒有來生,所以,只能這樣。

江子:我覺得《下面,我該干些什么》通過“我”逃亡的視角,展現了中國最底層的面貌,展現世界的廣度。我認為這是這部作品的重要亮點之一,阿乙當時在創作這部作品的時候,是不是有這種考量?

阿乙:我在智利的時候,有個智利的小說家,他發現了我這個小說實際上是在寫自由,不是傳統意義上的自由,而是人在大量時間面前的自由。包括我的長篇《早上九點起來叫醒我》也是寫在一個時間切面上我所經歷的中國的現狀,它更為明顯,時間千禧年,是市場經濟浸染過的農村,這個時候的農村已經更原來的不一樣了,發生了巨大變化,是人的變化。而《下面,我該干些什么》大概是2006年的事,通過逃亡者的視線,展現底層的風景,寫這個小說當時體量不長,只有五六萬字,但實際上廢掉的有十多萬字。再重版的時候,我覺得自己功力增長,覺得以前有些地方寫的不太好,又做了修訂。

江子:這個小說寫得是一個毫無人性的故事,可是這個小說里面還有一個反向的力量,反向的力量是:一個作家,懷著悲憫眼睛,緩緩打量中國那個時候的現狀,我覺得這是這個小說非常棒的地方。推著惡往前行,懷著善往回走,它注定會在中國當代文學作品中留下重要的引題,這在中國當下中青年作家中并不多見。再次感謝阿乙。(完)

[責任編輯:曾悅之]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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